这天，编曲室的吊扇发出吱呀怪响。
江畅对着修改了十七遍的曲谱发呆，蓝墨水钢笔在方格纸上洇出团团墨迹。
突然，走廊传来军用胶鞋踏在水泥地上的声响。
四个穿中山装的人站在门口。
为首的中年男人胸前别着铜质徽章，目光如炬：“江畅同志，我们是文化稽查组的。关于你专辑里的内容，需要配合调查。”
“我创作这些歌，是想给年轻人传递希望.……”
江畅攥着钢笔的手沁出汗珠，字迹在纸上晕染成模糊的团块。
“希望？”
男人翻开装订成册的批判材料。
牛皮纸封面印着鲜红的“内部资料”，“你看看这句'不要被过去束缚'，这不是否定艰苦奋斗的传统？还有'质疑所有权威'，这和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！”
王建国冲进来辩解：“艺术创作应该允许百花齐放……”
“现在是特殊时期！”
男人打断他，袖口扫过桌面震落几张曲谱，“红星中学有学生拿着你的歌词顶撞老师，说这是'思想解放'！文艺作品必须发挥教化作用！”
专辑被勒令全部回收，江畅被罚在厂部大会上做检讨。
深夜的录音棚里，老式电子管设备发出轻微的电流嗡鸣，空荡荡的麦克风支架在月光下投出细长的影子。
系统提示音像催命符般响起：【若七日内无法扭转舆论，将扣除所有剩余工分，并强制开启惩罚任务】
台灯昏黄的光晕里，江畅反复听着卡式录音机里的磁带。
当《破茧》的旋律响起时，林晓川踹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怀里抱着厚厚一摞信封：“这些是各地知青寄来的，他们说……”
他的声音突然沙哑，“他们说你的歌让他们在返城考试的夜里有了坚持的勇气。”
最上面的信封沾着黑土地的泥土，字迹被雨水晕染得模糊。
“江同志，我在北大荒冻伤了腿，听着《逆风》里'伤痕是勋章，眼泪会发光'，咬着牙复习考上了大学.……”
江畅的手指抚过信纸上的褶皱，突然想起稽查组负责人说的“教化作用”。
他连夜蹬着二八自行车，穿过三个街区来到负责人的筒子楼。
在摆满搪瓷杯和铝饭盒的公用厨房里，江畅直接说：“我确实忽略了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，但这些歌的初衷，是想让年轻人相信未来……”
接下来的三天，江畅把自己关在堆满曲谱和油印机的工作室。
他用蓝墨水钢笔逐字修改歌词，将“打破规则”改为“开拓新路”。
把“质疑权威”调整成“追求真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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